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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當業的歷史變遷

2017-04-21 14:28:37  點擊:[]

典當業的歷史變遷

作者:轉載    來源:轉載   日期:2017/4/21QQ截圖20170421142630.png

1、萌芽于西東兩漢

到了漢代,作為充當社會商品生產和交換的一般等價物——貨幣已經有了長足發展,人們對貨幣需求越來越大,民間高利貸十分活躍。

《史記·貨殖列傳》記載,西漢吳楚七國叛亂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赍貸子錢。子錢家以為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惟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因此富埒關中。”

《漢書·貢禹傳》云:“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一歲有十二之利。”又《漢書·食貨志》合《王莽傳》云“收息百月三”,如淳曰“出百錢與民,月收其息三錢也”。

由于兩漢時期私人質貸行為已相當普遍,以物質錢的典當行為便在這種私人高利貸活動中正式萌芽。

典當”一詞最早連用,出現在南朝時期宋朝范曄所著《后漢書·劉虞傳》: “虞所赍賞,典當胡夷,瓚數抄奪之。說的是東漢末年黃巾起義,甘陵相劉虞奉命攻打幽州,與部將公孫瓚發生矛盾。劉虞打算把受賞之財質押給外族,卻被公孫劫掠。

這是歷史上最早把典當作為一種社會經濟活動加以記載。它表明我國典當行為至遲在漢朝就已出現,距今約1800多年(206-公元220),當時就有了典當萌芽。河南大學歷史系教授劉秋根著《中國典當制度史》,他認為“……因春秋戰國以來高利貸的發展,動產抵押借貸至漢代已相當普遍,南北朝時期雖有所進步,卻并無本質變化。因此,很可能是典當業在漢代即已萌生”。又稱“私人典當業”,從其業務形式來看,漢代時期便已產生了。

2、興起于南北兩朝

河南大學劉秋根《中國典當制度史》主張始于漢代;近代楊肇遇《中國典業》、民國時期區季鸞《廣東之典當業》認為產生于宋;民國經濟專家宓公干著《典當論》認為產生于南北朝。

最有力的證據便是正史里有明確記載的,見諸唐代李延壽所著的《南史·甄法崇傳》一段文字:法崇孫彬 ,有行業,鄉黨稱善,嘗以一束苧,就(荊)州長沙寺質錢,后贖苧還,于苧中得五兩金,以手巾裹之。彬得,送還寺庫,道人驚云:嘗有人以此金質錢,時有事不得舉而失。檀越乃能見還,輒以金半仰酬。往復十余,彬堅然不受。

故事中就是一個完整的典當過程,典當物苧麻黃金都能質(當)錢,其中的寺庫,就是寺院倉庫以施舍之閑資兼營典當的專門機構,也就是最初的當鋪雛型。

南北朝時期典當業的發端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

首先,日益迫切的社會需求。由于歷史進入了五胡入主中原的戰亂時期,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交織在一起,社會矛盾十分尖銳,再加上中國古代社會生產力低下,在兩極分化十分嚴重的情況下,無數平民百姓即使胼手胝足,本來就難以維持溫飽生活,倘遇到水、旱、震、蝗等災害,更是雪上加霜,不僅播種季節無錢購買種子、農具,而且連日常生活也都求借無門,社會生產力面臨著日益衰敗的嚴峻局面。因此,社會對資金的融通需求十分迫切。

其次,佛教的傳入。佛教自東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傳入中國,并在洛陽建立第一個中國佛教寺院白馬寺以后,到南北朝時,由于人們面對戰亂頻仍造成的生離死別產生了強烈的避世求來生的愿望,再加上南北朝的統治者對佛教的熾熱崇尚,兩者不謀而合,迅速地推動了中國的佛教化。

唐代詩人杜牧 七絕 《江南春》:

          “千里鶯啼綠映紅,山村水郭酒旗風。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

據《魏書·釋老志》和《洛陽迦藍記》記載:到北魏末年(公元543年)京師洛陽有佛寺1000多所,全國佛寺已達3萬余所,僧尼達200多萬人,占當時全國人口數的10%。由于南北朝的帝王不時有舍身事佛,并以錢贖身的舉動,不僅使佛寺的地位不斷提高,而且也使佛寺的財富日益積聚。寺院經濟空前發達,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正因為南北朝時期的佛寺具備了日益雄厚的經濟基礎,由佛寺為主開設帶有慈善性質的典當業——“質庫”就成為歷史的可能。寺院香火鼎盛,財力日增,遂以一部份余資向平民發放錢款,既有慈善濟貧之譽,又可坐收息利,客觀上為典當業發展作出了歷史性貢獻。

據《北齊書·后主紀》記載:武平六年(公元575年),北齊境內發生火災,百姓饑饉,齊后主詔令佛寺“質庫”救濟流民,即是政府支持佛寺開辦典當業的實證之一。

3、成熟于大唐五代

首先,所有制形式。

典當從單一的寺庫質貸逐漸發展為官營、私營、寺營三種質貸形式并存的興盛局面。

其次,名稱。

有稱“質庫”,有稱“柜坊、僦柜、質舍、寄附鋪”等。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對“僦柜”解釋為“民間以物質錢,異時贖出,于母錢外復還子錢”,“寄附鋪”則是唐人小說《霍小玉傳》中的稱呼。這說明唐代典當業官方稱為“僦柜”,民間俗稱“寄附鋪” 。

其三,經營范圍。

不再像南北朝時期佛寺的質庫那樣,業務單一和僅具慈善性質,除經營典當業務外,還接受有錢人的低息存款、辦理商業放款、代客儲存財物、收取保管費等多種業務。

其四,典當物的。

農村以農民的帛、粟、麥等農產品為多,城鎮居民則以金銀飾品和衣服等日常家庭用品為主。

其五,典當對象。

在唐代,不僅一般百姓生活中離不開典當形式的資金融通,就是屬于士大夫階層的清貧官吏、閑散文人于生活所迫,也要進僦柜押物換錢。詩人白居易在《杜陵叟》一詩中寫到:

           “典桑賣地納官租,明年衣食將何如?

是對當時農民為向政府繳納租稅、典桑賣地的真實寫照。詩人杜甫在《曲江》一詩中寫到: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歸

反映了他不得不常常典衣換酒的窘境。詩人元稹在他追憶亡妻的《悼亡》詩中:

          “顧我無衣搜盡篋,泥他沽酒拔金釵

也反映了他未顯貴時常常上僦柜典當妻子嫁妝的情景。白居易在《自詠老身示諸家屬》一詩中還寫到:

           “走筆還詩債,抽衣當藥錢!

反映了他老年典當衣物,換取藥錢的生活場景。

其六,政府監管。

唐朝商辦的僦柜(寄附鋪)唯利是圖,出現了經營者任意抬高利息,牟取暴利,平民百姓苦不堪言以至民怨鼎沸的問題。

唐太宗貞觀年間(公元627-649年),宰相房玄齡不得不根據唐太宗的指令,在《唐律疏義》時第一次以國家法令的形式對利息作了明確規定:“凡質舉之例,收予不得逾五分,出息過其倍,若回利充本,官不理。”即規定僦柜存息5%,放息10%,政府不允許利上滾利。

至唐玄宗開元二十年(公元732年),鑒于社會上以營利為目的的金融行為日益損害了一般庶民百姓的利益,甚至連政府機關也由財政提供稱為公廨錢的本錢,創辦“僦柜”生利,以解決辦公經費不足和官員的福利問題,迫使唐王朝不得不以皇帝詔書的形式發布命令加以整頓。詔令指出:近來公私放債,取息頗多。今后天下放債收息,私人只許四分,官本五分。即從唐初公私放債利息一律10%減為私人放貸息4%,公家放債息5%,從而進一步限制了高息放貸的暴利行為,如《大唐六典》卷六還專門對質貸利率作了具體規定。

其七,課稅。

由于唐代的典當業已經進入商業化階段,并且在當時200多個商業行為中屬新興產業和盈利大戶,所以向國家繳納稅收已成為歷史的必然。

唐王朝在安史之亂后為解決國家財政收入入不敷出的問題,于唐德宗建中三年(公元782年)下令由政府出面向所有在京師長安開業的僦柜“借錢”,推行變相課稅政策,規定每戶課借資本金四分之一,共取得財政收入100多萬緡。由此可見,唐代長安一地典當業的資本金就在400多萬緡以上,占當時國家全年財政收入1200多萬緡的三分之一以上。質貸業已成為唐代最大的商業。

五代雖歷時半個多世紀較為短暫,但質貸業卻繼承了唐代的形式和內容,取得了長足發展。

4、立行于北金、兩宋

到北宋年間,由于商品經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社會對貨幣流通的需求量日益增加,而川蜀一帶銅又大量用于鑄造佛像,因而造成了銅錢奇缺,不得不大量鑄造鐵錢應市。當時,10貫大鐵錢重120斤,10貫小鐵錢重65斤,鐵錢量重面值小,民間流通不便,于是川蜀16家富商聯合起來發行稱為“交子”的紙幣。

宋仁宗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朝廷見紙幣方向對頭,有利可圖,乃決定將交子發行權利收歸官辦,并改名“錢引”,在全國范圍流通。南宋政府繼續發行紙幣,但改稱為“關子”、“會子”。

隨著紙幣的出現,原來唐代兼營相當于后世錢莊、保管庫性質的典當業——僦柜(寄附鋪)營業范圍發生了變化,自南北朝以后新增的業務都紛紛獨立成新的行業。如原來經營紙幣和銅錢兌換的業務就獨立出來,成了專業的“兌便鋪”。同時,北宋專業化分工的典當業也再次出現。

北宋末年,金人入侵,宋室南渡,趙構在杭州建立南宋朝廷。由于北方離亂,士民工商紛紛渡江南下,大批生活無著的庶民百姓所引起的社會不安定因素與日俱增。

宋高宗建炎年間(公元1127——1130年),朝廷為了融通資金,救濟流亡,穩定社會,鞏固統治,偏安江南,采取三大特殊措施鼓勵民間開辦典當業。

一是授官:明令凡開設典當者得授以朝奉郎官銜,躋身仕途;二是著裝:許著皂衫、角帶、不頂帽的吏員裝束;三是免除賦稅徭役。三條措施有力推動了典當業的發展。

在北方與南宋對峙的金國典當業十分發達。《金史·百官志》記載:大定十三年,上謂宰臣曰:聞民間質典,利息重者至五七分,或以利為本,小民苦之。若官為設庫務,十中取一為息,以助官吏廩給之費,似可便民

朝廷便在中都(今北京)、南京(今河南開封)、東平(今山東)、真定(今河北正定)等通都大邑設立官辦的典當行,稱流泉務,并派專門官員管理,設流泉使及流泉副使各一人,作為當鋪的正副負責人。其質典庫達28所之多。        《金史·百官志》還記載了迄今見于文獻最早的一部官營典當業管理規則,(公元1188年金世宗頒發)這是我國典當行業成熟的一個重要標志。

宋朝典當業隨著都市經濟發達日益興盛。

1)資本形態:仍以官當、民當、寺庫當并存于世。

2)對典當的稱謂更加繁多:北方人叫“解庫”,江南人叫“質庫”,寺院有叫“長生庫” ,“普惠庫”,又有叫“解質庫”、“典庫” 、“抵當庫”等。最早冠以典當名稱稱此行業的叫“典當質庫”,見于《宋會要輯稿》刑法二之一三三條。

3)行業招幌:北宋畫家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繪有一座解庫,門前挑出一個“解”字招牌,這是歷史上所見的最早的典當業招幌圖象。

4)行會組織。隨著宋朝典當業的發達,行業中逐漸出現“大佬”,會見外來商人,洽談質貸利率,自成組織,正式形成了歷史上最早的典當同業行會組織。

5、鼎盛于明清兩季

1)元末佛寺典當消失。由于元代直至明代前期,元明佛寺大多遷建或新建于名山大川、人跡罕至之處,再加上民間商業典當有如雨后春筍般地發展起來,佛寺長生庫已無生存環境,稱為長生庫的佛寺典當則從萎縮逐步走向消失。

2)明代民間商業典當興起。隨著寺院經濟衰退消亡,商品經濟日益發達,尤其明中葉資本主義經濟出現萌芽,社會上民間商業典當快速發展,典當資本主要以商人資本為主,并且占有全部典當市場份額,因而民間商幫所開典當業非常發達。尤其是山西晉幫和徽州商幫,以其經營典當業的規模之大、分布之廣、獲利之多而著名,因而有所謂“無徽不典”的民諺。民營典當的內部經營不斷呈現出條理化、規模化趨勢,并產生初步分工。明神宗萬歷35年(1607年),為給國庫收入開辟稅源,朝廷對典當業專設了一個稅種——典稅,可見當時典業的興盛。

3)清代典當資本和經營形態多元化。清代時出現皇當、官當、民間商業典當三大典當資本和三種經營形態。在組織名稱上也開始出現按資金大小、地區習慣分成典、當、質、按、押等五類。

4)經營管理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清朝典當業內部較之明代分工更明確,專業化趨勢更明顯,內部經營管理水平有了相當提高,產生了《典業須知錄》這樣較為全面、完善的典當內部管理文獻。

5)官員私開當鋪成風。鑒于官員經商腐敗,清朝作出不許官員經商與民爭利的規定,但不少官員還是轉明為暗,繼續開設典當鋪。如清嘉慶初年公元1796年)乾隆朝的寵臣和紳被查處的20條罪狀之一就是違反朝廷政令以白銀3000萬兩作為資本在通(州)薊(縣)等處私設典當75處與民爭利。

6)典當經營規模前所未有。據《東華錄》載:乾隆年間,全國當鋪18075座,“京城內外,官民大小當鋪六、七百座”;清嘉慶年間,典當業更是進入極盛時期,嘉慶17年即1812年,全國當鋪23139座,年上交稅銀達11萬兩,可見其鼎盛之極。

6、衰落于清末民初

清末民初,中國典當業出現日趨衰落的趨勢,尤其是本世紀30年代,全國當鋪大約4500家,比150多年前的乾隆年間銳減70%,比嘉慶年間銳減80%。

衰落的主要原因為:清末民初政權更迭頻繁,社會動蕩不安,軍閥割據,貨幣混亂,苛捐雜稅,經濟凋敝,造成典當業生存環境極為惡劣;

另外,由于民國時期西方現代金融對我國日漸滲入,傳統典當業在與錢莊、票號、票局及國內外資本興辦的借貸所、合作社、銀行等眾多金融機構的激烈競爭中,未能及時轉化經營理念,適應社會進步,導致典當滿貨虧損,資金枯竭,經營形勢一落千丈。

7、消亡于建國初期

新中國成立后,出于穩定經濟的目的,典當行沒有被立即鏟除,暫時保留,195411月中國人民銀行專門召開全國性反高利貸座談后,開始在金融政策上對典當行進行限制。

1956年前后,天津、上海等地當鋪被改造成人民銀行的“小額質押貸款處”。隨著公私合營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典當業作為一種高利貸剝削行業陸續被全部取締,開始進入一個歷史消亡期。

8、復興于改革當代

    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期,我國實行經濟體制改革,隨著改革開放政策推進,198712月,我國大陸第一家典當行——四川成都華茂典當商行正式復出成立,標志著在我國沉寂了三十余年的典當業奇跡般地蘇復,并帶動全國典當行業迅速恢復和發展。短短幾年,全國典當行數量總計達3000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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